在重庆九龙坡区的岩层间，藏着许多与抗战记忆紧密相连的防空洞。位于鹅公岩的高防空洞，洞高10米，不仅是避难所，更承载着特殊使命——“战时充电宝”。1941年大溪沟发电厂被炸后，正是它的电力维持了重庆与各战区的通讯；1949年，地下党员在此舍命保护，让关键发电设备得以留存……

　　像这样的防空洞，重庆还有很多。据《重庆市防空志》记载，仅从1937年到1942年的6年时间里，重庆市区内就修建了1603个防空洞，成为战时重要的防空体系。近年来，随着抗战遗址保护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防空洞重新进入公众视野。今年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一起走进这些洞穴，见证重庆人民不屈不挠、“愈炸愈强”的抗争精神。

　　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这座长江上游的山城一夜之间成为中国抗战的指挥中枢。然而当时的重庆，尚未做好应对现代化战争的准备。负责防空事务的蒋逵是国民政府出于派系平衡任命的官员，这位缺乏实际防空经验的负责人，将主要精力放在部署防空机枪上，却对地下掩体的重要性视而不见。

　　“当时重庆连一张像样的防空地图都没有。”重庆抗战文史研究专家李正权在《陪都防空纪实》中记载，1938年初，日军侦察机首次掠过重庆上空时，全城仅有3座临时挖掘的防空洞，最大容量不足500人。这种仓促状态在1938年2月日军首次轰炸时酿成惨剧——日机投下的炸弹平均每颗夺走15至20条生命，化龙桥一带的民居在轰炸后化为焦土，遇难者遗体三天都未能清理完毕。

　　战局的残酷迫使国民政府改组防空系统。1938年4月，曾在欧洲研习军事基建工程的建筑师吴国柄临危受命，担任重庆防空洞总设计师。这位留洋专家带来了全新的规划理念：将重庆城区按人口密度划分为12个防空区，要求每区至少修建5座能抵御500磅炸弹的大型防空洞。如今重庆档案馆保存的《陪都防空洞建设规划图》上，仍能看到他用红铅笔标注的设计要点：“洞高不低于2.5米，通道宽度需容两人并行，每50米设通风口一处。”

　　吴国柄主导的较场口大隧道工程成为当时的标杆。设计图纸显示，这座位于渝中区核心地带的隧道原计划长1.8公里，分上中下三层，可容纳5万人避难。但实际施工中，由于蒋介石南山官邸、宋子文公馆等要员住所的防空洞工程紧急抽调人员，较场口工地的熟练工匠从300人锐减至80人，最终建成的隧道仅为原计划的三分之一，且多处出现坍塌隐患。

　　7月7日，在位于九龙坡区的建川抗战文物博物馆的展柜里有这样一组特殊的工具，它见证了当年施工的艰辛：锈蚀的铁钎、开裂的木杠，还有被炭火熏黑的陶制风箱。这些原始工具，是缺乏现代化设备的中国工匠对抗坚硬岩层的武器。

　　由于汉阳火药厂在搬迁中停产，南京火药厂遭炸毁，重庆防空洞施工几乎断绝了炸药来源。工匠们发明了“火烧水激”的古法：先在岩壁上凿出浅洞，填入煤炭燃烧五小时以上，待岩石温度升至300度以上时，用冷水急剧降温。热胀冷缩产生的应力能使岩石自然崩裂，再由工人用铁钎撬下碎石。

　　这种原始方法效率低下却充满智慧。重庆档案馆《防空洞施工日志》记载，1939年春，江北嘴工地用此法每天可推进1.2米，而同期用人工凿岩仅能推进0.3米。

　　材料的匮乏催生了更多应急发明。由于钢筋被军方征用，工匠们用楠竹代替钢筋浇筑混凝土；缺乏水泥时，就将糯米浆混合石灰制成黏合剂；通风设备不足，便在洞口悬挂浸湿的麻布过滤空气。在九龙坡区发现的一处防空洞遗址里，至今保留着用整根黄葛树树干挖成的通风管，管身上密密麻麻的凿痕，记录着工匠们的耐心与坚韧。

　　最令人动容的是运输方式。在重庆建川博物馆的防空洞中，仍能看见防空洞岩球盟会网页入口壁上当年开凿的痕迹。史料记载，每块重达200公斤的岩石，都需要8名工人用木杠抬着，沿着这样的石阶一步步运出山谷。重庆文史资料《陪都劳工纪实》记载，1939至1941年间，仅运输防空洞土石方就累死了3000多名壮丁。

　　“三丁抽一，五丁抽二”——这句写在1938年《四川省壮丁征调条例》上的规定，将数百万四川农民卷入了防空洞建设。

　　壮丁们的生活条件极其恶劣，在较场口工地遗址出土的陶碗上，仍能看到清晰的霉斑痕迹。劳工们住在用油布搭成的窝棚里，冬天没有棉被，就挤在一起取暖；夏天则要忍受蚊虫叮咬，不少人因此染上疟疾。

　　更不公平的是制度设计。壮丁服役按“人次”计算，一个县每月必须保证300人的在岗数量，无论是否有人伤亡。这意味着受伤的壮丁回家休养后，很快会被再次征召。当时的《巴县志》记载，该县有位叫陈老五的农民，1939年至1943年间先后被征调6次，参与了沙坪坝、大渡口、南岸三地的防空洞建设。

　　富户们则通过“买壮丁”逃避徭役。史料记载，1940年的重庆，10块球盟会网页入口大洋可买一个壮丁替自己服役两个月。这笔钱相当于普通农民半年的收入，足以让一个贫困家庭度过饥荒。在这样的制度下，工地上的壮丁几乎全是最贫困的农民，他们用血肉之躯，为城市筑起了防空屏障。

　　在九龙坡区的抗战遗址中，两处防空洞承载着特殊的历史记忆。位于九龙坡区铜罐驿的成渝铁路隧道遗址，这座长1000米的隧道是当时重庆最长的单一防空洞，可容纳8000人避难。而位于九龙坡区鹅公岩的高防空洞，则创造了另一项纪录——10米的洞高使其成为全市最高的防空设施。

　　1937年7月7日，李待琛接任巩县兵工厂厂长，重整工厂为军政部兵工署第十一工厂。抗战期间，他带领第十一工厂转战武汉、长沙、株洲、辰溪、烟溪、孝坪，在湖南境内坚持兵工生产。1940年10月，兵工署第十一工厂与第一工厂调整作业：将十一工厂迁重庆铜罐驿部分并入第一工厂；而十一工厂、第一工厂未迁渝部分亦合并，在湖南组建一个厂，用兵工署第十一工厂的番号。

　　多方查阅资料和相关文献了解到，这个曾经的华北最大兵工厂，最早制造中正式步枪，后来辗转搬迁，到达重庆铜罐驿，最终划拨给第21兵工厂（长安集团前身）作为分厂，而这个分厂的生产就在铜罐驿防空洞里进行。

　　鹅公岩的高防空洞则藏着一个秘密，肩负“后备能源”重任，如同重庆的“战时充电宝”。重庆市电力公司电力史编辑室副主编、中国电力教育协会电力教育史编委会副主编邓颖在《百年电力人物与史话》中披露，这处看似普通的防空洞，其实是抗战时期的“备用发电站”，而这本图书正收藏在九龙坡区图书馆中。

　　1938年2月起，日本飞机对重庆实施野蛮轰炸，先后出动飞机9513架次，轰炸218次。由于电力设施大都暴露在外，目标十分明显，因此每次轰炸必遭毁损，日军飞机大轰炸给重庆电力造成十分惨重的财产损失。

　　重庆电力公司大溪沟电厂是当时市区的唯一电厂，该厂建成于1934年7月，原只有3套1000千瓦发电机组，抗日战争爆发后电力需求不断增长，为此重庆电力公司决定向英国购买4500千瓦汽轮发电机组2套，先后于1937年12月和1938年1月建成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000千瓦，是当时西南、西北大后方的最大火电厂。

　　1940年6月，大溪沟电厂两次中弹，炸坏主变压器等设备。按国民政府指令，电力公司决定拆迁4500千瓦汽轮发电机组一套。同年8月5日，将机组设备全部拆装打包上船，运至鸡冠石一带江上隐蔽；8月10日，第一兵工厂让出鹅公岩两个山洞，作为洞内厂房之用。但山洞容量不足，必须扩大洞容量至原洞容量的3倍（高55英尺，宽35英尺，长100英尺），其中烟囱必须穿过石层，由下而上开凿，更是费工费时，十分艰巨。到1942年4月，拆建机组才建成发电，历时一年又十个月。厂名为重庆电力公司第三电厂，是当时我国最大的山洞电厂。电厂一路供电化龙桥、沙坪坝地区；一路经升压后，送电至李家沱一带。

　　1941年6月，大溪沟发电厂被炸后，正是这处防空洞的电力，让重庆与各战区的通讯得以维持。

　　1949年11月27日，这座“地下电站”经历了最严峻的考验。特务接到命令，要炸毁这处设施。当时在电站工作的两名地下党员——谢家湾人陈友才和合川人李顺达，组织工人用棉被包裹炸药包，延缓了爆炸时间。虽然两人在掩护群众转移时牺牲，但关键的发电设备得以保存。如今，他们的事迹被镌刻在烈士陵园的纪念碑上，与防空洞的岩壁一起，成为永恒的纪念。

　　重庆防空洞众多，根据《重庆市防空志》记载，仅从1937年到1942年的6年时间里，重庆市区内就修建了1603个防空洞，使用面积约有110万平方米。这些散布在城市各个角落的洞穴，在1949年后大多被改造为仓库、工厂或地下商业街，如杨家坪地下商场，淡出了人们的视线。近年来，随着抗战遗址保护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防空洞重新进入公众视野。

　　如今，“兵工署第一工厂”旧址经过保护性修复，成为以抗战历史为主题的“重庆建川博物馆”。依托当年开凿的生产洞体，展览着大量抗战时期的实物、影像资料等。

　　在兵工史展览区，一支支乌黑发亮的步枪、机枪，一款款军绿色掷弹筒、迫击炮，静静陈列着，仿佛在诉说着当年的血泪史。（范坤民、曹鸣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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